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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叩问下的狂躁与放逸

2014-07-15 11:05:29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汪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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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才华是上天赐予的,在理论上所言的“山崩海裂,沙起云行”的壮阔,“平畴千里”的视界,用以去体会自我世界里纯粹发自内心的一种生命呐喊时,中国汉语学之思,说,写,画,听,感等等的一切审美尺度在个体世界被重新审视,尤其是绘画语言的个体心性更是画家赖以生存的黄金价码,文字复述的艰难更彰显无疑。

  树忠时我见过的所有画家中最难用一种文字方式去对他的性格表述清楚的人,他的性格是一种极予盾混合体;敏感,冲突,随性,倔强,刚烈又不失轻柔。有赖于画家这种天性,他的绘画也让读者在他的作品前触到扑面而来的随性的快感,此时所有文字语言的呈示显得极其赘冗。狂放的笔墨,夸张的人物体型,随意的构图方式,童稚般的情趣都不足以表达对树忠笔下作品的诠释,但你越表达不清却越要尝试表达,这或许是文字表述遇到他的作品偏偏要作絮絮叨叨和羁留于此的理由之一。

  通过对《水浒叶子》人物及场地人物《智取生辰纲》等作品反复阅读,我发现他的视觉定位对某种“标准”心生排斥甚至厌恶,而对与生俱来的对悲剧的关注及颇具个性的绘画方式,是在他性格深处得以寓居个人忧患的最佳诠释。

  树忠可能更像西方语汇里强调的表现主义者,在其所涉足的绘画题材中,与现实现象没有太大关联,大都是对历史题材的驾轻就熟,在他笔下,雕塑般人物性格铿锵分明暗示作者心里的倔强,而沉溺自我王国的左突右冲显然是他身上矛盾交织的,狂热的,进发的混合,似乎在叩问自己笔下人物壮烈,悲情,无奈及冲突时的猛然惊醒,这是他对曾经出自傲慢与轻蔑的否定而选择对英雄的顶礼。有时,艺术家更像一个身处地狱的等待绝杀的最后一刻却咀嚼牢狱深处的艰难孤楚,这是艺术家最为难耐的练狱之苦。

  这一切都决定于画家的个体心性。

  树忠很小就对诸如《三国》,《水浒》等各种打斗场面耳熟能详,在长辈的引导下稍长变挥大抓笔作巨幅且笔试纵横,场面颇为壮观。年少入伍,军旅生涯的酸甜苦辣使他自小学会隐忍,且常可以游学于名家门府且多多获益于名家关爱。尽管如此,他个人的绘画风格自始至终没有因与名家唱和而改变,一直是壮怀激烈,铁板铜琶的豪气,而不是春江花月的婉约低唱——这是树忠天生使然,偶尔轻松婉转地歌唱一回也是想有“化作千万身,移向空山并”的语境中的鼓捣,至于以此作销魂的低吟却非他的初哀。

  从绘画技术层面来说,树忠的大写意在强调“写”的同时着意在取影以表意,有时意却在象外,倪云林的“写胸中逸气耳”可能更符合他写意的随性随情而发的激射而出——在树忠看来,哪怕被人视为癫狂和荒谬也在所不惜。

  我们需要呼唤绘画的纯粹性。东方绘画的魅力在于附加于艺术内在的丰富表达,它把生存,苦难及任何悲悯转化为宣纸上的轻,重,缓,急,刚,柔,绵,以入纸的不同方式表达艺术家的当时情绪,这也是东方艺术有别与其他艺术的魅力所在。中国艺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个体内在到外界冲击的动荡后变得理智,往往就像被割腕后方知“割服之痛”,在崇尚西化中明白“娇枉过正”,其损失之惨重,令国人深为之叹息。

  其实中国绘画历南宋而入元即崇尚自我,我们去看看元以来的孤芳自赏,高风亮节便知道古人的仰观俯察及内求外取,以此来考察今人气返而游散的纯粹精神是多么重要。

  当然,树忠是非常纯粹的——他走的是一条简洁的中国式画家的路,任何学院的,西式的教育都未动摇过他,从内心的需要出发,这也是树忠至今未致诟病的直接理由,而纵横挥扫,泼洒铺陈的更使他像一只零落的孤雁,在学院制度无法感化的自我里倔强地坚持自己的景行艺迹。

  当然作为艺术家又是困惑的,尤其是当代艺术在物质繁华的背后,某些怯弱卑屈的坠落也在悄悄吞噬我们的灵魂,消耗我们的抑志,而作为人类文化经典的艺术不能拯救自我的话,便成了一种堕落。树忠以具备了很好的中国画家的天性与智能,但如果作为优秀的中国画家,还得看他是否还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精神耐力。另外任何优秀画家只能在忍受严酷的考验才得到验证,这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自身的价值通过不断与安稳作斗争才能保持终极理想,而当下不乏才情画家,遗憾的是多少能人未能在问心无愧中兑现自己的诺言,最终变得庸俗不堪,这是这个时代无法原谅的悲剧。

  当然树忠在他的精神意象中一直自醒,对绘画的忠贞不渝已经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我们只待他在日后的精神遭遇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升华——更多地直显自己性情。

汪为新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2006年6月于飨居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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